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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活动
2014年12月30日 11:28:38
来源: 璧山区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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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清赋

    我读小学时,抗日战争便开始了。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语文课讲抗日诗歌,音乐课教《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历史课讲“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那时的学校师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上街演讲、喊口号、办壁报、演文娱节目、募捐支援前线,十分热情。在璧山来凤驿读勉仁中学时,学校老师多是外地人,有的来自沦陷区,受过日本强盗的迫害,他们以亲身的经历教育学生,使我们进一步认清抗日救国的道理。董事长梁漱溟是有名的民主人士、教育家,他亲自给学生上课,宣传抗战,讲求民主,他不上公民课,讲孔孟之道。有一次,学校开晚会,音乐教师唱了一首宣传抗战的歌曲《丈夫去当兵》,得到了满堂的掌声,使人难忘。由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作为陪都的重庆及附近的区县,也经常躲轰炸。我们在上课时听到警报,便要跑到郊外去躲避,为了不耽误学习,也把书带去在外面上课,所以那时师生们都痛恨日本侵略。第二年,勉仁中学迁到北碚,我转学到丁家的璧南中学。当时学校里有3个隐蔽的共产党员,邓元瑞(即邓平)、万秉涛、覃正中。邓老师教数学,万老师教语文,覃老师当教务主任,他们都喜欢接近学生,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邓老师见我有写作能力,便培养我和同班同学龙厚奎一起办墙报,宣传抗日。邓老师和万老师不但指导我们组稿、编辑,还给我们修改稿件,把墙报办得有声有色,受到师生的欢迎。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的姐姐》,讽刺女生中的小姐派头,登在墙报上,引起同学们热议。有一个女同学也写了一篇《我的哥哥》,登在墙报上,批评男生中的公子哥儿作风,同样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们的墙报在学校中起到支持进步、反对落后、宣传抗日、歌颂爱国的作用。

    在璧南中学,我受到进步思想教育,对一些错误的东西,能够抵制。当时学校发展三青团员,由一个姓叶的老师负责,他叫我参加。我因为这个老师不学无术,打骂学生,品质不好,不愿参加,还在日记中写了对他的不满。他偷看了我的日记,污蔑我侮辱老师、诋毁三青团,要学校开除我。因为我在学校中声誉较好,被视为品学兼优,很多人不同意开除。后来学校挂牌宣布给我记两大过零两小过,(按规定,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开除),以观后效。第二年我便转学到北碚,回到了勉仁中学。

    1943年秋,我考入了沙坪坝中央工校,在专化科学习。当时中央工校和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都在沙坪坝松林坡,三个学校紧密相邻,我们的老师也有中大、重大的教授、讲师。学生之间也经常往来,有些活动也在一起举行。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沙坪坝上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常在全国起带头作用。中大的学生公社时常邀请名人演讲宣传民主爱国思想,重大的广场不断有学生集会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在中央工校,我认识了从育才学校来的钟新民同学(后改名钟歧青),他是学生运动的负责人,经常组织进步同学开展活动。我在他的带动下也参加了学生运动。他常把我和我同班同学王云骧带到化龙桥红岩村育才校去接受方与严老师的教导,后来由方老师介绍我们3人到七星岗星庐中共驻渝办事处接受中共南方局周之、赖卫民领导开展革命活动。熟悉后,我便带了哥哥丁清华和小学同学、农村进步青年曾维廷(后改名曾思慈)到南方局来接受周、赖的领导,在璧山石龙、健龙等乡开展革命宣传,直到1947年中共驻渝办事处撤回延安,才断了联系。

    经钟歧青介绍,我参加了民主人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社,经常到育才学校去活动。有一次,在重庆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的座灼堂听陶先生报告,内容是他在江苏苏北解放区的见闻。还有一次,也是在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听吴玉章同志讲革命史,我至今还记得他讲了汪精卫叛国投敌当汉奸的事实。有时我们还随育才学生一起,到抗建堂等剧场看宣传抗战之类的演出。

    在中央工校参加学生运动的活动中,印象较深的有3件事,一是悼念四一八烈士。悼念烈士是在重庆举行的,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自愿参加。我和王云骧参加是钟新民通知的。记得烈士有叶挺、王若飞、邓发、黄齐生等人,灵堂设在曾家岩附近,灵堂内有各界人士送的许多挽联,国民党的军人站岗,气氛很严肃。我们悼念之后便各自回学校。二是游行请愿要求开好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毛泽东同志来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达成国共合作协议后,国民党阴谋撕毁双十协定,沙坪坝各大专院校联合游行到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钟新民是中央工校游行队伍的负责人,我们一起游行到国民政府(即现在重庆市政府所在地),蒋介石不出面,派了莫德惠来搪塞,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同志面对群众慷慨陈词,表示力争开好政治协商会议,受到大家热烈欢迎。三是反对“2·22”反苏游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和谈达成协议,准备组建联合政府。国民党暗中破坏,企图撕毁协定。他们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殴打了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民主人士,接着又发动反苏反共,组织一些学生搞游行。学运负责人指示进步学生以各种方式拒绝参加。钟新民和我研究后,以回家过春节为由,发动同学离校,不参加游行。钟新民、王云骧、王宗炳、熊国藩、吴光灿、王诗力等同学到璧山县健龙乡我家玩耍,然后分别回家,直到过了游行时间,我们才回到学校。

    由于我在学校读书时,参加学运活动被列入了黑名单,需要隐蔽。1946年暑天,我用初中毕业证书考入重庆东川邮局,当了一名基层职工――邮务佐,分到挂快组抄发信件。在邮局工作时,我努力学习业务,在工作中勤奋认真,做到十分熟悉。有一次,局里举行抄信比赛,我积极参加,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邮局我结识了程代璧、游辑、张志涵等一批进步青年,后来和他们一起佃住在望龙门上面操场坝23号,共同生活。当时程代璧、游辑在读社会大学,认识许多进步人士,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如黄友凡、朱进、刘镕铸等。1947年夏天,刘镕铸与陈然、蒋一苇等办起了《挺进报》(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程代璧、游辑在邮局里秘密发行。程调去上海后,游辑便成了东川邮局发行组的组长,由他从刘镕铸手里接过《挺进报》,然后在局里秘密发行,我和张志涵等那时便是发行人,单独在游辑手里接过《挺进报》,再秘密发行出去。由于是单线联系,发行人员彼此都不知道。我也不认识刘镕铸同志,直到1997年9月,《挺进报》发行50周年活动时,刘镕铸同志从贵阳来参加活动,我才第一次见面。

    我得到《挺进报》后,便秘密交给曾维廷同学带回璧山,交给我哥哥丁清华,再秘密传到石龙、健龙、丁家、正兴等乡的进步青年,这就使《挺进报》在璧山传开了。许多人看了《挺进报》后把它珍藏起来,十分重视。解放以后,曾思慈同志动员璧山粮食局干部罗济生把珍藏的一份《挺进报》交给了我,我把它上交给中共璧山党史办,后来县党史办上交给中共重庆市委收藏起来了。

    1947年9月,钟歧青同志(即中央工校同学钟新民)要我断绝一切社会联系,也不告诉家人,到江北县复兴场莲华中学参加革命活动。我接受了要求,由王朴校长聘为莲华中学数学老师,与钟歧青、黄雅律、黄友凡、齐亮等同志一起住在学校里。莲华中学是私立学校,由王朴家庭出资办学,董事长是王朴的母亲金永华(王的父亲王莲航已故,遗愿是捐资办学)。王朴在复旦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后,回江北县当莲华中学校长是为了开展革命活动。我到学校时,学校是中共重庆市北区工委所在地,领导人是齐亮(化名李仲伟,在学校教外语)、黄颂文(即黄友凡)、王朴。

    1948年2月3日,我由钟歧青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事先,钟叫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交党组织审查。2月3日晚上在莲华中学一间小屋子里举行了入党宣誓。齐亮同志代表党主持仪式,宣誓后,齐亮同志对我提出了具体要求,叫我认真工作,在学生中进行革命教育,要我学习使用枪支,准备上华蓥山去打游击,推翻国民政府。

    入党后,我一面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一面认真教育学生,争取把工作做好。有一次我听到学校的工人和学生讲迷信的故事,说学校附近有鬼,人装成土地菩萨,深夜可以见鬼,说得活灵活现。为了破除迷信,我便与半工半读学生童代荣装成土地,半夜时到附近十字路口坐着直到深夜,证明无鬼才回学校,经过我们的实验,大家破除了迷信。

    为了练习射击,组织上发了一支手枪给我,我与黄雅律同志(钟歧青同志的未婚妻)假装出外打鸟,背着火药枪到野外,在无人的树林中把手枪拿出来射击。后来我不但学会打枪,还能熟练地(闭着眼睛)拆装手枪。因为江北县离重庆太近不便行动,才没有组织党员上华蓥山。

    为了应付国民党特务的骚扰,校长王朴装成绅士与当地头面人物交往,做统战工作。我们在学校的同志经常互相提醒,不让敌人抓住把柄。有一次,特务到了复兴场,扬言要到学校检查,我们在学校积极准备应付,到了晚上在一起打扑克,编造口供,直到特务在复兴场被打发走了,我们才睡觉。

    齐亮同志在重庆城里被特务跟踪,那天我恰好也在城里,他碰到我便问有无躲避的地方,我和他一起甩掉特务,引到我堂兄等人经营的字号所在地,一直到吃过午饭,才躲脱了特务。(后来齐亮和他的爱人马秀英在成都被捕,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

    1948年上学期,王朴校长在重庆不幸被捕,由于他坚贞不屈,掩护了我们。齐亮、黄友凡、钟歧青等同志撤出学校后,安排我回璧山来凤驿去发展组织,建立新的据点。我便在这年的暑假离开了莲华中学。

    1948年9月,我到璧山来凤驿勉仁小学教书,与在石龙小学的哥哥丁清华和在健龙乡农村的同学曾维廷等联系,开展革命活动。勉仁小学校长谢凤祥是我堂兄丁志一的同学,比较民主,倾向进步,所以我在学校站稳了脚跟,开始发展地下党员。

    1948年10月,中共重庆市北区工委派了钟歧青同志到来凤驿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吸收丁清华、曾维廷(即曾思慈)入党,并宣布成立来凤驿支部,由我负责,属中共重庆市北区工委领导,钟歧青同志与我单线联系。

    党支部建立后,我们便在来凤、石龙、健龙、丁家、正兴一带活动,秘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对拉丁逼款,反对内战。为了深入农村,我们和一些积极分子分别到平教会华西实验区当保民教主任。丁清华、徐光大、谭隆思等在石龙乡、曾维廷在健龙乡,我在来凤乡都当了保民教主任,到乡村教农民读书识字,与农民交朋友。我改名丁仲英到来凤乡11保当民教主任,与村小老师钟富容在二道牌坊村小教农民读夜校。我还根据平教会的要求,到农村登记农民的织布机,组织农民织布。

    1949年初,中央工校同学丁干明带了重庆大学学生吴先涛到璧山来找我,要求躲避国民党追捕。他们是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成员,在沙坪坝搞学生运动暴露了。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把他们安排到农村当小学教师,丁干明改名杨维中,安排到来凤乡11保村小,吴先涛改名吴孝铸,安排到石龙乡6保村小。他们在璧山隐姓埋名,躲过了追捕,解放后回到学校毕了业分配了工作。吴先涛在石龙教书时,支持一位凌姓女青年反对封建婚姻逃离家庭,后来这个女青年和他结了婚,成为一段佳话。

    1949年11月,解放军二野部队快解放重庆了,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向成都逃窜,日夜不停经过来凤驿。30日上午,我见国民党残军少了,街上比较清静,便和同在勉仁小学教书的同乡戴德老师一起回石龙乡,我们走过了长坟堡,快到鱼塘塆时,迎面碰到了由江津过来的解放军,他们不熟悉道路,我们便当向导,把他们带到来凤驿去追击国民党的残军。解放军进入来凤驿街上后,我和戴德老师便回校告诉校长和学校老师,和老师们一起写标语上街欢迎。解放军进了街后都坐在阶沿,不进居民的家,秩序井然。

    载2013年《重庆市老干部回忆录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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